85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军事战争等重大问题，并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法，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是劳而无功的。”会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
       遵义会议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刘伯承回忆：“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拨正了中国革命航向，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开始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决策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就是党的高层干部从失败中逐渐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结束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养成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当时由于电台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共中央在没有请示共产国际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撤销了“三人团”，批判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认为“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判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改变了中国政治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成熟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毛泽东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统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回忆：“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过度依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不深，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以后，又加了陈云同志。”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当时的职务虽不是最高领导人，但在党和红军最主要的军事斗争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长期处于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他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同时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又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实际上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正如胡绳所言：“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中党和军队的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基础。”